“我们孟津县朝阳镇南石山村人，从1898年唐三彩在陇海铁路勘测时被发现起，就跟它打交道。”高水旺说，根据《孟津县志》记载，最初出土的唐三彩真品传到北京琉璃厂等地后，引起了王国维、罗振玉等国学名家兴趣，才引发了收藏热。而居住在南石山村的高姓家族，逐渐从唐三彩修补技术中发展出仿造绝技，第一位有史可考的高手，就是在家谱上名列第27代的高良田。据高水旺回忆，这门手艺在家族内部实行严格的单传制，而且传男不传女，从而导致在抗日战争至建国初期失传，直到50年代初，政府才抢救传统釉陶制作工艺:“当时，把南石山村里善于制造唐三彩的13个艺人请到洛阳，就在北大街上成立洛阳民间工艺美术社，小批量生产。”

然而，这并非仿古唐三彩遭受的唯一一次厄运，“文革”期间，唐三彩顺理成章被批为“四旧”，美术社停产，制陶艺人四散，直到1971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洛阳，才宣布重新恢复美术社，与其他单位合并，更名为洛阳市美术陶瓷总公司，公司地址就在唐宝斋旁一墙之隔的润东路1号，但是“美陶”生产重点已经转向今日我们熟悉的那些因机械流水线生产而色泽异常鲜亮的“新工艺三彩”。

出品迅速，技术门槛低的“新工艺三彩”，为洛阳周边地区拥有悠久陶瓷制造传统的乡镇企业和农家作坊指出了一条致富路，但结果却是一场灾难。“我们村在最鼎盛时期的80年代到90年代初，有100多家开作坊，大部分是新工艺三彩。结果恶性竞争，价格一直跌，倒闭了好多，现在坚持下来的只有二三十家。”高水旺回忆，他本人于1984年和弟弟、两个妹妹也办起制造新工艺三彩的家庭作坊，他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如何重新让仿古唐三彩这门手艺重见天日的摸索中。他背后书架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中国古代器物图典》、《索斯比拍卖行中国陶瓷品大全》、《中国唐三彩》、《汉唐陶瓷鉴定》等书籍，大多已经被翻得面目全非:“这门手艺的关键有几项，选料、制胎、造型和釉料调制。我当时自己买化工原料，买了天平秤，在家配釉，然后在院里砌了个小窑，每天试烧。”还在几年里跑遍了洛阳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等所有能见到唐代陶瓷真品的文物机构:“能拍照的就从各个角度把每个细节都拍下来，不让拍照的地方就临摹，看造型，神态，一蹲就是几小时。”

有了模本，剩下的就是如何把这些古老的形象还原为现实。为了详细掌握唐三彩真品的塑形，高水旺1987年前往洛阳工艺美术研究所拜师，这机会完全靠他自己钻研的烧窑技术“挣”出来的:“当时我有个邻居叫刘兴旺，也在家做陶瓷，和研究所所长张迎春是亲戚。他们当时虽然是做新工艺三彩，但在尝试用传统的土窑来烧，三个师傅都烧不成，东西老裂。结果我去试试，原来窑有毛病，盛白胎的耐火砖篦子距地面太低，温度太高。我把窑底挖下去一定深度，炉温就降下来了。当时所里很振奋，准备让我进所工作，还给了我两个农转非户口指标，这在80年代是非常高的待遇了。”但是，精明的高水旺没有选择这个当时同乡人眼中前途无量的铁饭碗，仅在研究所里待了半年，“主要就是跟张迎春学唐三彩的塑形，张所长很耐心，手把手地教，连三彩马的关节、肌肉线条这些小细节都教了”。

具备了这等身手，高水旺就从1987年开始了自己的仿古唐三彩的制造生涯。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发生在高水旺身上的两件文物保护“冤案”成就了他在洛阳乃至全国仿古唐三彩制作和古玩收藏圈里的声名。直到今天，高水旺本人说起这两件事还有一丝尴尬和无奈:“第一桩事情是在1987年夏天，我做了一匹三彩马，有个朋友就趁我不再家，悄悄把马拿走，想把它当真品卖了，结果交易时候被孟津公安局拿住，审讯时候就招了，说是高仿品，南石山村高水旺做的。结果公安局的人根本不相信，然后有一天半夜1点，他们就上了门，问我最近干过什么违法事，说有一个文保案，让我协助调查。结果一到孟津，公安局就办了监视拘留证，把我关了4天，后来在外面托了人，还写了个检查，才把我放出来。”时隔7年，高水旺的手艺又给他惹上了更大的麻烦，一位沿海地区来的客商在他的工厂里订购了几尊北魏时期灰陶陶俑的高仿品拿到北京去卖，几天后买家又从北京匆匆返回，向他追加了订单:“他说一星期之内，放手做，做多少都要。结果加班加点做了几百个，公安局、工商局和文保所的人又上门，把所有没发的货都暂扣了。”直到这场莫名风波结束后很久，高水旺才知道，是国家文物局的工作人员在潘家园古玩市场上看到他的作品，误以为是真品，从而导致几个文保单位开始“抢救性收购”:“国家博物馆和故宫都出资，结果越买越多，才发觉是仿制品。”

今天，拥有注册商标企业“九朝文物复制有限公司”的高水旺，以及和他操一个行当的乡亲们已经不用担心这些无妄之灾。因为高仿唐三彩生产已经成为南石山村乃至整个洛阳艺术品和陶瓷业的新赢利点。

参观完唐宝斋的次日凌晨，我们驱车来到位于市区东北约40公里处的南石山村。陶瓷产业为这个人口大约2000多人的村子带来了持续繁荣:水泥路已贯穿全村，直接连接朝阳镇与附近国道，两旁的路灯杆上，“九朝文物”和“西凤酒”等洛阳名产的宣传广告平分秋色;不少人家起了两层楼房，外贴瓷砖;超市里也有了劲霸电池、奥利奥饼干等洛阳周边村里看不到的商品。

在屋顶、大门等各处可见的唐三彩马、狮子、兵马俑和彩塑天王则标志着一家家经营唐三彩和其他仿古陶瓷制品生产的乡村民办企业。据统计数字，仅此一项，南石山村每年的销售额就达3500万元。在早上9点的阳光中，一些厂家陶窑的烟筒中已经开始缓缓吐出浓厚的白烟，标志着忙碌的一天即将到来。高水旺的“九朝文物”就坐落在村镇道路尽头，这是一个占地大约7亩的巨大院落，各种唐三彩半成品和抛弃的次品在院子里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每天早上8点，高水旺都会准时赶到自己的工厂，监督生产的每一环节。

“做高仿唐三彩，烧制时，窑和火候是关键。”高水旺指着位于院子西南角的两座被当地人称为“馒头窑”的烧窑对我们说，因为传统三彩烧制过程慢，温度低，不能采用新工艺三彩所用的现代电炉，必须用土窑，将温度控制在850至900摄氏度之间，两次烧制才能制成。第一次是所谓“素烧”，烧制不上釉的白胎，上釉后第二道称为“釉烧”。高水旺介绍，素烧需要两天左右，釉烧则仅用几个小时，但是大一点的产品“釉烧”也要长达十几个小时。
在烧窑旁边，堆放着一堆堆色彩、质地截然不同的陶土原料，高水旺说，灰黄色的是高岭土，颜色深的是年土，白色的是长石粉。这些组成唐三彩胎质的原料亘古不变，而选料和配方则是高水旺引以为豪的家传技术核心之一。原料经混合后，要用球磨机打磨均匀，然后加水调和，放在模范里在阳光下晾晒一天，最后还要让工人把这些半干的陶土用手揉搓均匀，才能达到塑形要求。

正对烧窑的宽大厂房，依照上釉、塑形、印模这三道不同工序被分成3个独立隔间。与新工艺三彩靠机器灌浆不同，仿古唐三彩采取手工印坯法，工人们娴熟地把陶土用手塞入一个个三彩俑部件的专用石膏模:制造一匹三彩马，先要把成品分解成马头、马身、马尾、马腿等十几个部分，分别制模，独立印坯，然后再用陶土黏接在一起:“石膏模能吸水，所以半小时后就能开模，使用寿命大概是50次。”在印模工人的旁边，一名技师正用陶轮和“手拉坯”，制造三彩瓶等器皿的白胎。在与印模车间仅一墙之隔处，成堆的侍女俑和骆驼俑白胎整齐摆放在不锈钢架子上，等待陆续被涂上橘红色釉彩。高水旺透露，村里能够做仿古唐三彩的基本上都是高姓家族的成员，他也只把釉彩的宝贵配方传给了自己的弟弟，而带的两个徒弟只教他们如何塑形:釉料中蕴含着从铁、铜，到锰等比例不同的各式金属氧化物;在烧窑的高温中，这些不同金属成分就会使釉面自然显现出绿、赭黄、白、蓝、紫等不同的色调。其中宝贵的蓝和黑色调主要靠氧化钴。由于唐代中国无法生产氧化钴，所以不得不从波斯进口，从而导致无论在高仿，还是真品交易中，施以黑色和蓝色釉彩的三彩都是珍贵的极品。

“釉彩不同，导致新工艺和高仿三彩开片的不同。”高水旺说，所谓“开片”即是唐三彩表面釉层的龟裂纹，也是行家和收藏爱好者判断藏品真伪和工艺水平的重要指标:“新工艺三彩的开片是非常大的，而唐代真三彩的开片很碎，仔细观察边缘还有自然上翘的形态，行家称为暴片。要做到开片逼真，就要使用低温铅釉，而新三彩用的是截然不同的高温釉。”

“现在，九朝的产品分为低仿品、礼品和高仿品3个档次，低仿品每年生产规模大概在几万件左右，礼品是几千件，顶级的高仿品只有几百件了。”高水旺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意识到，唐三彩制作的利润点必须来自高端销售，早在1990年，他就注册了自己的“九朝”商标。在“唐宝斋”陈列的高仿品价格几乎令人咋舌:一尊高87厘米的贵妇彩绘俑标价7.8万元，1.3米左右的天王彩绘俑更高达9.8万元。高水旺透露，拥有40名工人的“九朝”现在已经是南石山村里最大的仿古唐三彩制造企业，年销售额已是千万级别:“大部分订货来自沿海城市，零售的包括浙江、上海地区的商业人士，也有来自香港、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的私人收藏家。”至于有些古玩市场业者把他的高仿品当作真品转手出售的行为，他在愤怒之余也感无奈:“古玩行里不打假，这是条不成文的规矩，只要你觉得是真的，觉得值，就买回去，别人管不了。”